布勒以保护规范为依托将利益要素，尤其是个人利益保护嵌入主观公权利，并以私法权利为参照，而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区分也在此过程中被纳入：无论是在公法还是在私法中，主观权利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私人利益，对此已无需再作说明。
因此，法国藏学家达维·耐尔笔下描绘的当共产党和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广大西藏人民像渴望藏族史诗中格萨尔王的出现一样渴望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够改变他们被侮辱和损害的命运的场景，即形象地说明，广大西藏人民并不是天生甘于被僧侣、贵族统治集团所奴役、压迫、侮辱，而是像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渴望自由的新生。而毕达克通过对噶厦政府中各大家族所占席位的分析，发现2次或2次以上在噶厦中占有席位的贵族家族，亦即那些经常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家族只有14个。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达赖喇嘛并非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同时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政权政治首领，集政教大权与一身。西藏民主改革：世界人权史视野下的基本权利保障 人权，简而言之即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世界各国宪法中，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不尽一致，但主要包括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治参与权、表达自由等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财产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以及妇女、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权利保障等。而民主改革之后，西藏的宗教人士终于可以安心钻研、弘扬佛法精义，这也足以说明，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体制，才真正是宗教的最佳归宿，政治，本就不是宗教的使命。内容摘要：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僧侣、贵族专制，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前现代政治，更缺乏对西藏人民的人权保障。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旧西藏地方政权的性质归属与存废问题，固然是中国内政问题，但同样也是一种政治秩序塑造意义上的古今之争， 如同强世功所指出的，如果要把中国建构为一个现代国家，在政治哲学上都不可能允许西藏保存神权政治和贵族农奴制。
另外，格鲁派寺院的组织机构、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作用也与内地佛教寺院或者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有本质差异，遍布西藏各地数以千数的格鲁派寺院都有自己的行政军事职能，大型的寺院除有僧人武装、执法机构，还可以直接委任宗本，政府的命令得不到寺院认可就难以执行，在某些情况下，寺院甚至会动用武力胁迫政府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尤其是拉萨的三大寺，更是在西藏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689年，英国颁布《宽容法案》，首次肯定各教派内部平等。[62] 参见[日]室井力等主编：《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朱芒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2页。
该法对重大且明显的程序违法违反法定程序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时的程序轻微违法由重及轻依次适用确认无效、撤销、确认违法判决。[75] 2.行政程序瑕疵之确认违法与可撤销情形 《新法》第74条第1款将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纳入确认违法事由，同时第70条将违反法定程序纳入可撤销事由。在笔者看来，轻微违法之判断标准在于未损及程序性权利。[77] 参见王锡锌：《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6]英国学者克雷格曾以光谱比喻行政程序的灵活性，即光谱的两端分别为立法机关制定的程序要件与法院在个案中确定的具体程序要求，二者之间存在多种可能方案。[13]时至今日，行政程序应遵循自然公正原则已无太大争议，当一个对人身、财产或合理期待有影响的行政决定作出时，除非制定法有明确的排除性规定，否则，决定者在普通法上的公正活动义务不可免除。
这不包括法律只单纯规定行政行为‘可采取书面形式的情形。诚然，在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功能的程序，而不适用于纯粹行政功能的程序。Bates v. Lord Hailsham,1 W.L.R. 1373(1972),p.1378.但在笔者看来，对自然公正原则作扩大理解，抑或在保留该原则本意基础上引入公正活动义务，实则在行政程序法治化方面是殊途同归的。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46页。
而尤为讽刺的是，事后说明理由与事后给予陈述意见的机会，还能否影响已然尘埃落定的实体结论尤有疑议。[87]此时，可补正须与确认违法并用，故非独立法律后果。[82]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行初295号行政判决书。[72] 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诉讼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71] 五、域外经验之启示及我国制度的完善 （一）域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梳理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可发现，行政程序瑕疵之法律后果呈现多元化与灵活性相融合、类型化与层次性齐彰显的特点。
应说明理由的，事后已说明。所谓应以证书方式实施行为却未给予证书，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必须通过颁发证书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没有遵守该形式要求。
[45] （三）作为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忽略不计 《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6条规定了行政程序瑕疵之撤销请求权的消灭情形，即不存在无效情形的行政行为，其成立违反程序、方式或土地管辖规定，而其违反显然不影响实体决定者，不得仅因之而请求废弃。详言之，大多数观点认为，在香港，不遵守法定的程序要求之法律后果取决于所涉及的程序是强制性程序还是指导性程序：若行政机构或者法定机构不遵守强制性程序，那么它所作出的行为无效。[80]例如，在林大刚诉椒江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在现场口头传唤原告时未出示证件，属程序瑕疵，但不影响原告的实质权利，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它们依次对应于下列程序义务：回避、说明理由、赋予陈述意见之机会或举行听证、合理送达。[82]再如，在丁兴双诉灌云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两次询问笔录均只有一位民警签字，这不符合法定程序，属程序瑕疵，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35]总之，当面对以上两种行政程序瑕疵时，法院无需借助《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用以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之相对标准，而可直接断定行政行为是无效的。例如，回避、说明理由、赋予陈述意见之机会、举行听证等程序义务与实体结论的公正性息息相关，因而会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
这里的法官实则已不限于其原本意涵，而是包含了一般法院之外的其他机构的决定者。法院的理由是，被告曾与该公司订立合同，约定若不向该公司授予本案之行政许可，则需承担赔偿义务。
此外，有观点进一步阐明了第45、46条两类行政程序瑕疵的彼此独立性：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之瑕疵系获得比可事后补正之瑕疵更为宽松的待遇，宽松到简直可定义成不具法律评价意义的瑕疵或不视为瑕疵的瑕疵的地步。第一，必须是自行作出补正。
最后，对补正效果之起算点的不同学说立场虽影响可补正与确认违法之关系，但对可补正的非独立性却能达成共识。（3）程序轻微违法且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50] 参见许宗力：《行政处分》，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第二，我国司法实践已大量涌现出对程序瑕疵行政行为既不撤销又不确认违法、仅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判例。
[31] 参见[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37]行政机关大可在行政行为作出后、行政诉讼事实审终结前从容完成补正手续，进而免受究责。
不难发现，在第45条第1款规定的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中，某些情形已严重背离最起码的程序义务，例如未给予陈述意见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忽略不计之适用才具有正当性。
[12] See De Smith,Woolf and Jowell,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London:Sweet Maxwell Inc.,1995,p.398. [13] 参见张越编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因而主张对（准）司法决定、行政决定分别适用自然公正原则与公正活动义务。
[16] 参见张越编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19]从而也就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无效不同，似乎更接近于可撤销。[70]因此，更多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第115条忽略不计之法律后果应可类推适用于程序瑕疵。[54] 参见陈军志：《论程序瑕疵未补正之后果——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为中心》，载《法学丛刊》2012年第2期。
[44] 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78页。[81]又如，在提爱思全兴公司诉武汉市人社局等工伤认定案中，法院认为市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认定决定，属程序瑕疵，但不影响该决定的合法性，应予以指正并判决驳回原告诉求。
（一）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之法律后果 在英国，究竟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才算满足自然公正原则？答案并不简单。德国学者一般认为，第45条的行政程序瑕疵之补正，与第46条行政程序瑕疵对实体内容显然不产生实质影响时可忽略不计（Unbeachtlichkeit）乃相互独立关系。
其中，涉及行政程序瑕疵的有两种：书面或电子行政行为未表明作出机关。[67]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下文简称行政程序法）高度仿效德国。